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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张爱玲王安忆焦媛舞台力作《金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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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张爱玲王安忆焦媛舞台力作《金锁记》

日    期:   2017-07-02-2017-07-02

场    馆:   杭州剧院

张爱玲,一个载入历史的个性作家;王安忆,一个低调扎实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许鞍华,一个家喻户晓的最佳导演;焦媛,“壹戏剧大赏”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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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介绍

  张爱玲,一个载入历史的个性作家;王安忆,一个低调扎实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许鞍华,一个家喻户晓的最佳导演;焦媛,“壹戏剧大赏”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这样四位女性艺术家,以原著、编剧、导演、主演的身份各就各位,共同奉献出一台舞台版《金锁记》。


  张爱玲的《金锁记》曾被各种艺术形式以各种版本演绎,而由海派作家王安忆编剧、金马金像奖导演许鞍华执导,香港舞台剧女王焦媛主演的粤语版话剧《金锁记》,也许是这几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版本。2009年该剧问世后一度创下香港舞台剧演出场次纪录,并且在国内巡演后留下极佳口碑。


  张爱玲在本书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现了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在她那创作的年代并无任何前卫的思想,然而却令人震惊地拉开了两性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主人公曾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许鞍华张爱玲王安忆焦媛舞台力作《金锁记》


  作者将现代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了极致,细微地镂刻着人物变态的心理,那利刃一般毒辣的话语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金锁记》在叙述体貌上还借鉴了民族旧小说的经验,明显反映了类似《红楼梦》之类的小说手法已被作者用来表现她所要表现的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生活


  较之原著,人物对比鲜明,加上更为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观众能够更好地接受剧情,少在基本的情节上花心思“猜谜”,而能留出足够的精力来欣赏演员的表演、舞台的氛围。——《人民日报》评论


  故事简介


  乱世时代,有多少人为了钱,白天谋杀自己的幸福,夜里放纵自己的情欲


  曹家为攀附权贵,把曹七巧嫁进豪门姜家,她丈夫是瘫病在床的姜二爷,七巧却钟情于三爷季泽。


  封建家族的桎梏、勾心斗角的压迫、断送爱情的痛苦,七巧遭受生活上种种压抑,人格扭曲疯狂,赔上子女的幸福,以报复来补偿那注定是悲剧的命运。


  绚烂又沉重的金锁,锁住一代又一代,挣脱不了……


许鞍华张爱玲王安忆焦媛舞台力作《金锁记》


  《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评价“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诚宽厚的历史家”。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形象。她以独特的视角,冷峻的笔触,刻画一些旧女性形象,她们总是浸透着太多的不幸,从上层的太太小姐到下层的丫头佣人,从新派的知识女性到封建的旧时女子。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琐碎的物质世界中,常常处于封建制度和西方文明的侵蚀之间,为了金钱、欲望,虚荣而近乎疯狂。


许鞍华张爱玲王安忆焦媛舞台力作《金锁记》


  她们各有各的特点,惟一的共性就是生活在男权主义、家庭主义的笼罩之下,受压迫与虐待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张爱玲的悲剧性创作意识铸就的女性悲剧人生。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是这样一部令人叹息的悲剧作品。七巧的青春、爱情和对生活抱有的一切积极美好的幻想因为父权社会的畸形婚姻、畸形经济、畸形家族而被一点点无情的消磨和撕碎。便只剩下最赤裸裸的畸形的人性。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生出无数畸形的女人。因为女人是水,天生脆弱。《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是这些女性的典型。她作为封建社会下层出身的女子,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哥嫂为了得到金钱,逼迫她嫁进豪门、攀附权贵。这个无实质的婚姻和勾心斗角的封建家庭牢笼,把她生命中的情感都葬送了,造成了她的心理变态,最后沦为金钱的奴隶。这种变态的心理让她认为,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她探听儿子房事,逼得儿媳自杀,破坏女儿恋情,子女的幸福被她一一扼杀。


  《金锁记》通过对衰败旧家庭的描绘,把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毒害在曹七巧身上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小说末尾作者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句带有时间延续性的话语,说明了曹七巧是当时婚姻制度摧残下的女性典型,而这样的不幸女子、不幸婚姻还将继续延续。由此可见,在 “存天理,灭人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永远为男性附庸品。在《金锁记》当中,曹七巧的女儿姜长安也深受封建家长制毒害。傅雷指出:“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姜长安作为一个被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女性典型,在曹七巧的变态心理的管制下,她无法追求自己的爱情、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曹七巧对她幸福的毁坏,成了家长制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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